1950年，中南海门前，解放军少将李治被警卫人员拦了下来。不是身份有问题，也不是来访手续不齐，而是他腰间还带着一支枪。
这在当时并不奇怪。中南海属于中央机关驻地，毛泽东的警卫工作有严格规定，来访人员即使是熟人，也要接受检查。李治一路赶来办事，情急之下忘了卸下武器，到了门口才发现事情不对。
警卫员将情况报告进去。没过多久，里面传出毛泽东的意见：“让他进来，别说是枪，就是带刀子，也得让他进来。”
这句话听起来简单，背后却有一段延续多年的交情。李治不是普通的来访者，他曾在长征途中救过贺子珍，也曾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，承担中央红军的医疗工作。
李治是湖南人，早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医科大学，后来进入国民党军队担任军医。1930年，他参加红军，逐渐成为中央苏区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人员之一。
那个年代，医生不仅要会治病，还要跟着部队转移，面对炮火、饥饿和缺医少药。李治性格直爽，处事沉稳，在许多中央领导和红军干部中都有不错的人缘。
1935年，中央红军长征途中，部队行进至云贵交界的盘县一带。一天夜里，中央纵队干部休养连在五里牌附近休息。连续行军后，大家都十分疲惫，谁也没有想到，危险会从空中突然降临。
敌机轰鸣声传来时，李治立即组织人员疏散。附近没有像样的掩体，能够藏身的只有一片高草。话音未落，炸弹已经落下，泥土、石块和弹片四处飞散。
轰炸结束后，队伍中有人以为贺子珍已经牺牲，现场一度十分混乱。李治赶到她身边，发现她虽然满脸是血，但仍有呼吸，便制止了慌乱的人群：“不要乱说，她还活着，马上抢救！”
贺子珍此前刚生育不久，身体本就虚弱，又经历长途行军，此时身上多处负伤。李治没有手术条件，只能在简陋环境中检查伤口、止血、包扎，尽力避免伤势继续恶化。
有些弹片当时无法取出，只能暂时留在体内。经过救治，贺子珍终于醒了过来。对于一名军医来说，这也许只是职责所在，但在当时的长征队伍中，及时救治往往就是把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。
毛泽东得知情况后，对李治表示感谢。李治却说，自己和贺子珍是同乡，救人是本分。这种回答很符合他的性格，不摆功劳，也不把医生的职责说成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。
长征路上，物资匮乏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。后来贺子珍身体稍有恢复，曾以请客的名义感谢李治。可部队连一顿像样的饭都难以保证，她能拿出的东西十分有限，只有两根辣椒。
李治看到辣椒后笑了起来。对今天的人而言，这算不上什么礼物；但在翻雪山、过草地的日子里，一点辛辣食物也能让人提神御寒。这样的细节，比郑重其事的感谢更接近当时的真实生活。
正因为这层关系，毛泽东与李治逐渐熟悉起来。到达陕北后，李治曾因长期感冒引发肺炎，高烧不退。毛泽东得知后，派人前去探望，还送来一篮鸡蛋。
李治担心自己不肯收，毛泽东便交代警卫人员，每天只煮一个送去。李治醒来时，看到床边碗里只有一枚鸡蛋，后来才知道，那并不是全部。相应的照料，既细致，又带着一种朴素的体贴。
李治还曾在毛泽东和贺子珍发生争执时，从中打圆场。他没有直接评论谁对谁错，而是先和贺子珍聊起家乡旧事，又把毛泽东引到熟悉的话题上。几句闲谈过去，紧张气氛慢慢松开。
这种交往不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，更像是革命岁月里形成的信任。毛泽东看重李治的医术，也了解他的为人；李治尊重毛泽东，却并不刻意拘谨，彼此之间因此少了许多客套。
解放战争时期，李治随部队开展医疗工作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军队建设进入新的阶段，军事教育和卫生保障都需要重新规划。1950年，主持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，李治承担了学校卫生方面的工作。
学校刚刚筹建，医疗器材和经费都十分紧张。李治曾向刘伯承反映困难，刘伯承半开玩笑地说：“我没钱。”这不是推诿，而是当时各项建设都缺少资金的现实。
李治想到毛泽东，便前往北京中南海说明情况。也正是在这次会面中，他因忘记卸枪而被警卫拦下，出现了标题中的那一幕。
获准进入后，李治向毛泽东汇报军事学院卫生部门的困难。毛泽东认真听完，答应解决经费问题。按照相关回忆，此次获得的经费为三千万元。那是建国初期的旧币数额，具体使用要服务于器材购置和卫生体系建设。
谈完事情，毛泽东还留李治吃饭。临别时，他对李治说，有困难可以来找，只要有时间，随时欢迎。对于一名从战火中走来的军医而言，这份信任并不只体现在一句“带枪也让进来”，还体现在关键时刻能够直接把问题带到最高决策者面前。
李治后来被授予少将军衔。那支枪本是军人的日常装备，却因为一次特殊会面，成为一段革命交往的见证。 unerquicklic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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